第二章

勃列日涅夫掌管苏共大权后，提出了“稳定”的口号，使相当一部分干部有恃无恐，胆大妄为。

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间，各级官员贪污受贿、任人唯亲、盗窃国库等毒素迅速蔓延，就连勃列日涅夫的家人和他本人也都身陷其中。例如，谢洛科夫在当内务部长的17年间，实际上将内务部第一大型国家别墅和曾作为内务部迎宾馆的第八国家别墅据为己有。他还在赫尔岑大街24号占有一套很大的公寓。身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的丘尔巴诺夫，勃列日涅夫的驸马爷，在几年的时间里，贪污受贿达 654200卢布，约合美元105万。

这个“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旧，不想或反对进行有损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想方设法维持现状，但正因为这样才为以后改革的夭折和苏共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从八十年代开始，苏联许多部委改为大型康采恩，部长、副部长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官僚权贵阶层以国家名义支配国有财产。权贵阶层可以利用部门和行业超常的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国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而且，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和国家所有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这就很容易使官僚取得的支配权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当时连共青团也动了起来，开始经营“共青团经济”。开办共青团商品交易所等。“人们委托我成为百万富翁”成为当时一些青年干部的口头禅。官僚利用权力开始在国有的名义下暗自积聚个人资本。

第三章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揭露的特权现象要严重也具体得多。如果到了部长尤其是政治局委员这一级，叶利钦把这叫做“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他说这时就可以享有一切，“进入了共产主义！”他还讽刺地说，由于现在人们需求的胃口都很大，因此在苏联“暂时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以自己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时的特殊生活待遇为例，描绘了这种“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情景。他以别墅为例。“关于我的别墅情况，我想另外再说几句。这个别墅在我之前是属于戈尔巴乔夫的。后来，为他又重新建了一幢别墅，他就搬到那儿去了。”“我头一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等一些人。然后，领我转了一圈。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镶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二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10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儿有躺椅和摇椅。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这儿同样又有几个洗脸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有精制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它东西。”“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l个清洁工，还有1个花匠”。

叶利钦在书中还谈到地方州里和莫斯科市的特权现象。他说，州委第一书记是个土皇帝，他的旨意就是法律。当你想让全州的人们都过得更好，“都能真正过上人的生活，让所有的人都能住上房子”，一个州委第一书记会感到权力不够用。但是如果你想为谁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分得一套好的住房，或是给人一点别的什么好处，那么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就会显得“巨大无边”。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他并且认为，“这种情况以前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

权力特权化: 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权力，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苏联官员的特权名目繁多：①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②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它商品。③特教权。在苏联，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④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⑤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⑥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产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公仆官僚化。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不解决任何问题，却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以至“在我们的管理机构内就出现了稀奇古怪的 ‘势力范围’、‘个人领地’，其为首的都是‘自家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品质和禀赋，也几乎都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么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

权力商品化, 就是进行权钱交易。公司的办公室往往设在党团市委和区委的办公室里，成为官商合一。公司同党政机关的关系比法定的资本中的控股股份还要值钱。这些人赚钱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甚至走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大发横财。在监察和司法机关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国家机关中高级官员的支持和庇护。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第四章

70年代末，苏远东空军中尉别连科驾米格25叛逃日本、转到美国后，撰文揭露苏联军队中的腐败。他指出：在苏空军中，有军官盗窃珍贵的航空燃油贩卖黑市谋利，还有军官假造军营绿化成绩，竟令士兵砍下别处的树木移植到上级视察将要经过的道路旁，以讨好上级。

80年代初，苏侵阿部队中，有军官将运送阵亡军人遗体的棺材“偷尸换毒”，装入海洛因运回苏联，再走私到西欧谋利。

84年，一名喝醉酒的KGB军官被4名普通公安（苏称民警）误抓，后被刑讯打死，苏共“纠正错误”后，4名公安，两个被判枪毙，两个被处重刑。）

当改革大潮来临时，以往人为掩盖着的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后，人们开始对苏共是否还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提出了质疑。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

正是有此变化，苏联社科院后来的民间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苏共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的占85％。调查情况表明，此时的苏共已名不副实，是个除了代表官僚，谁也不能代表，甚至连自己的党员也不能代表的狭隘利益集团。那些自称“特殊材料制成”的官僚不但养尊处优，还欲壑难填，扩张既得利益，不但将侵吞国有资产形成的“隐型经济”，搞到占GDP1/3的规模，把一个苏联搞得乌烟瘴气。

现在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愿意回到苏联时代。即使是经济困难的90年代俄共在选举中从未获得超过1/3的选票，人们对俄共的保留态度是以他们对前苏共的不信任为基础的。

原作者：方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