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二战，一战对我们的影响很少被人所提及的，但就中国的历史而言，一战对我们的影响可能并不比二战对我们的影响小，更需要我们居安思危。

　　珍惜和平带来的发展机遇，以免变故来时措手不及

　　一战爆发的时候，我们中国处于什么样一个状态？刚推翻蛮夷清，建立民国没两年，一战即爆发，民国处于被君主立宪制所取代……

　　有人说一战时的中国就是打打酱油而已，而且是用14万华人劳工的血肉去打的酱油，残忍且没有多大的实质贡献。

　　这种说法不能说错，但有点以点盖面了，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国家军队应该是首要对外战争的利器，而不是劳工或者普通公民。

　　而把14万劳工送到战场，以为弥补国家实力的软弱，并适时为国家摄回一些世界级战争的利益，是残忍的，但也是无奈而为的。

　　就这一点而言，对于每一位信奉岁月静好的现代国人而言，还是少一些这种奇葩的念想吧，国家实力无论是强弱，民众思考力的缺失终究难免被殃及。

　　所以在西方国家于一战百年纪念日的时候，正式将中国当年14万劳工在一战战场上的付出看做是对一战贡献的一部分，不再简单当做一种买卖是很大的进步。

　　而我们每一位普通公民，面对这14万同胞在战场最前沿的血肉付出，也是应当内心中充满敬意，同时也要深刻反思的，如何让我们和同胞不再沦落至此？

　　这就要谈到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到底在经历什么？为什么会让14万劳工进入前线？为什么会让日本再一次先手于我们抓住一战的机遇？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从专制帝国一跃为民主国家，必然是步子略大的，且不说内部尚且不够力量去运转这样一个世纪级的国家转别，更何况一战此时打响？

　　北洋政府虽然坐镇了中华民国的执政权，但国民党方面并没有善罢甘休，此刻的民国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内部，而当时中国于外部而言则是一个大的机遇期。

　　在袁世凯与孙中山的民国正统权的争霸后，随着孙中山的暂时离去与二次革命的归来，袁世凯再次取得民国正统，然后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

　　刚刚建立的民国就遭此动荡，谁对谁错此篇不讨论，仅就在动荡之后就遇上一战爆发，此刻的中国尚没能搞明白自己的问题，也就很难对国际问题立场坚决。

　　一战爆发后中国于1914年8月6日宣布中立，虽然当时有史料认为，北洋政府当时已深入掌握和了解国际法，并采取了国际专业人士朝枢等人的建议中立。

　　而做这个决定时，一直未曾忘记揣测当时日本对一战是什么样的态度，但还是过快的做出了决定，以至于日本也在揣测中国对一战的态度，并成功后发制中。

　　对于变革中的世界来说，每一个机遇都不容浪费

　　日本于8月23日对德宣战，在此之前已经多次对北洋政府于一战的态度进行了软硬兼施的干预，我们大约是在国内动荡，日本干预之中选择了最保守的中立。

　　而这个决定最终也将让日本取得对一战的先手，这个先手并非对德或者同盟国的，而其实质是对中国的，也就是觊觎青岛并预谋从德国手中抢过去。

　　在中国丧失了先手之后，北洋政府才感受到了中立的错误，并及时进行了矫正但为时已晚，中立之后再去寻求参战或者不参战但加入和会，于一战结束之后无论战争失败，意义都要小很多。

　　最后我们通过不参战但加入和会的方式，转变了中立的态度，才取得了输送14万劳工的方式变相参战，而这远不如后来提的五万军队参战的意义。

　　当然即便是战初的五万军队参战的提议，也是遭到了英国的反对，时机稍纵即逝，更何况当时的日本早已与英国结盟？而在战争即将结束时的宣战实际价值也不大的。

　　但就最终的结果来看，无论是北洋政府民国，还是后来的国民党民国，两次世界大战都是选对了立场，只是第一次不够坚决，第二次也不够坚决。

　　以前常说每一次大海战都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而真正的历史则是每一次世界大战也都是一个国家的豪赌。

　　但这两句话说的最终只有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软硬实力做后盾。日本赌对了一战，赌错了二战，但目前依然还是走在了世界诸国的前列，这也很值得研究。

　　而我们赌对了一战，也赌对了二战，但最终都是两次将超级大的利用国际角逐机遇，让给了日本，从而让日本这两次豪赌无论输赢，都成了利益收割者。

　　每一次世界大战，都是一个国家的豪赌

　　日本押一战协约国，从而占据了对中国的先手，而我们从中立到变相押协约国，虽然青岛问题上博得了大多数利益。

　　但还是丧失了些许利益，最关键的是丧失了通过一战来坐实在国际关系正面意义的影响，还好袁世凯与日斡旋及美英的协调下，日本是做出了一些让步的。

　　只是中国国内民意要求的是无条件收回山东主权，而在1922年，仍然是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与日本签订《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附约》。

　　其中规定：日军撤出山东省，胶州湾德国租借地和青岛海关的主权归还中国，胶济铁路由中国赎回。

　　以至于一百年后，西方国家才开始认识到中国于一战的意义，而我们却还很少反思我们在一战上的得失。

　　换个思路，如果当时我们的选择足够坚决，毕竟无论根据国内形势还是国际形势，我们必然所能做的选择只能是加入协约国。

　　但囿于中庸之道和日方的压力，就软弱的选择了中立，从而丧失了最稳当的国际影响力，这才让日本不仅多了两年纠缠青岛问题，也让日本敢于全面侵华。

　　当然写今天这篇，从未想要批判什么，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当时北洋政府的任何决定，这都取决于当时的国家软硬实力及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

　　只是想要就一战百年纪念时，我们还是要反思一下对我们的影响力，反思当时的中国内部问题，也反思下当时中国对外的眼界和胆识。

　　这也应该成为现代中国面对内部和国际未来时的一笔历史财富，我们于内应该如何在和平时大力减少社会矛盾，于外应该如何在和平时处理好国际走势。

　　国际大方向上，绝不能有一丝马虎自大，再像当时慈禧那般脑残的国际社会认知，最终所导致的会是未来很多国际机遇的拱手让人，得益的怕还是日本。